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在堪称华夏文明的浩瀚的文学殿堂里，《史记》无疑是一部最重要、最辉煌的历史文学典籍，它以具有开创性的编写体例、生动流畅的语言、传神细腻的刻划、跌宕起伏的情节叙述，在文学和历史学两个领域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历代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推崇，它不仅对中国文学和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座标的作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对世界文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和历史学宝库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鲁迅先生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的作者，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则被我国劳动人民称为“中国历史之父”。

　《史记》出现在我国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发达的西汉时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时，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浩劫之后，经过包括文景之治在内的西汉初期几代帝王较为宽松的统治，到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力也日渐强盛，文学、艺术、科技等文化活动也日趋活跃，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普及，人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也逐步扩大，在历史学领域，人们已不满足于仅有的几本史书（包括孔子编写的《春秋》），需要了解更多的史迹。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司马迁顺应了时代对历史学提出的新要求，秉承父亲——当时担任太兄令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谈的意志，立志编写一本能详尽论述华夏文明的历史巨著，“以成一定之言”，并为这部书的完成倾吐了全部的心血，才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之后世影响远及世界的恢弘的历史文学篇章——《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它开创了我国正史写作的体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继承了我国先秦历史散文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创造性的运用了“本纪”——论述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和职官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和天文、历法、水利、地理、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世家”——先秦诸侯国的兴亡史和汉朝杰出的功臣的传记，“列传”——历代著名功臣和其他阶层特殊人物的传记，等五种体例，将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近3千年的历史，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进行了系统的、详实的记载和论述。整部作品共130篇，约52万余字。在《史记》中，司马迁将五种体例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补充，而最主要的，则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记载历史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以人为记载和表现的中心，向人们展示了汉武帝以前的华夏文明史上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贫官污吏；有巫卜星相、起义领袖、烈女义士；有富商世贾，游侠刺客，以及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谋士说客；还有音乐家、戏剧家等等形形色色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历史人物，真可谓是众态纷呈，从而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文学的先河。在这部浩瀚的历史典籍里，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传神和逼真，无雷同之处，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社会发展现状，以及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愿望，这既展现了中华民族前三千年辉煌的历史，又反映出司马迁对历史严谨的态度，以及他为完成父亲的心愿——编著《史记》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可以说，《史记》整部作品里，都凝聚着作者司马迁毕生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司马迁（前145——前90年左右）字了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汉帝前期的太史令。大约在司马迁12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司马谈到了当时的京师长安，并跟随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当时皇家大量的藏书，对古代文献有了较全面的掌握，加上他勤奋好学、不耻下问，很快成为当时京师年轻的学者，这为他以后创作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20岁时起，他开始按照父亲的要求，从京师出发，多次到全国各地漫游，用他的话说：“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控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西，讲业齐鲁，观孔子之遗风，启困鄱、薛、彭城，经梁楚以归。”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司马迁差不多完成了当时的全国旅行，走遍了祖国各地，实地考察了当时的全国著名历史人物，如孔子、屈原、信陵君、刘邦等遗迹，以及秦汉战争之际大小战役的地理环境，得到许多第一手史料，熟悉和了解全国各地不同的民俗风情和经济状况，对于统治集团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这些无疑开阔了他的眼界和胸襟，丰富了他的知识和阅历，为创作《史记》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司马迁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和历史胜地，对自然界雄伟奇特的景象，有了深切的感受，特别是作者在漫游途中曾到过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自沉的地方——汩罗江，被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贞之情所深深的感动，不禁悲伤流涕，这使他对历史人物有了强烈的爱情感情，有了正确的历史观，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了“雄浑雅健、逸气纵横的风格。”

　大约在司马迁38岁时，他父亲司马谈不幸病故，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勿忘吾所论著矣！”司马迁低头含泪回答道：“儿子虽然愚鲁，但愿将先人所积存的史料全加编述，不敢缺漏”。后来司马迁担任父职作了太史令后，不忘父亲的嘱托，应该有人继孔子之后在历史著述上做一番事业，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立志著述《史记》，并开始整理史料。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编著工作。

　就在司马迁专注于《史记》的编撰工作的时候，正直的司马迁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挫折。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因为替兵败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著名汉将李广之孙）辩护，而身陷囹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陵案”。在“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的酷前熬的现实面前，司马迁对汉武帝最后的幻想破灭了，真正认清了“主上”的面目和王法的本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司马迁“有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司马迁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选择：要么自杀以保名节，要么甘受“宫刑”，司马迁进行了极为激烈的斗争，使他对人生，对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虽然“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是人之常情，为避免“诎体受辱”而自杀可以保全士节，但父亲的遗志无法实现，自己的所有努力和希望也将成为泡影，虽死却如“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同时他又想起了历史上那些身处困厄仍能发愤著述的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从而得到了莫大的鼓励，使他更加坚定了为完成父志著述《史记》而勇敢地“就宫刑”。在他40岁时，被下了“蚕室”成了一个“刑馀之人”，他忍受着来自朝廷上下的鄙视与羞辱，为完成“容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事业而“就极刑而无愠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经过了一段狱中生活之后，司马迁出狱做了中书令，继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完成《史记》而努力。大约在征和三年（前91年），也就是司马迁55岁时，他在经过了十多年忍辱负重般的努力之后，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完成了空前伟大的巨著《史记》的创作，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纵观《史记》整部作品，贯穿其中的是作者非常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进步的历史观。他极同情劳动人民“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及“海内之士力耕不足以粮馕，女子纺绩不足以衣服。”的悲惨生活；同时第一个对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给予了赞美，对诗人坚持抗秦、反对投降的斗争，对诗人敢于犯颜直谏，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崇高人格，以及诗人关心人民疾苦，至死都以国家安危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屈原的志向和品德简直可以与“日月同辉”，将屈原的事迹以《屈原列传》传世。而最能体现其进步历史观的则是他对秦末农民起义以《陈涉世家》的形式进行了记述，不仅详尽地记叙了陈涉起义的经过，而且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兴，秦失其道而陈涉迹。”对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大胆的歌颂。在这一点上，司马迁要比后世的刘勰高明、进步了许多。在对待史实方面，他始终坚持在考信和科学的基础上，“不虚美、不隐恶。”客观、严肃地记载史实，这就是二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的实录精神，尤其是他不为正统的历史观念所囿，不为封建统治势利所左右。如关于刘邦，即不抹煞刘邦能与民“约法三章”和从善如流的优点，也不因他是本朝的创业者而掩盖其丑恶，即就是对汉武帝也是褒贬恰如其分的，所以在《史记》里，既可以看到作者大胆热情的歌颂，也可以领略到入木三分的、无情的揭露和讽刺，这是司马迁进步的思想所决定的，也是作者对《春秋》的褒贬精神和《诗经》美刺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从《史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文学艺术手法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示了司马迁极高的文学修养和超脱的驾驶文字的能力。由于《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所以刻划和展现人物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首先以简洁的笔墨，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现其各自的性格面貌，如写项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学万人敌，”“籍长八尺，力能扛鼎，才气才人……”一个任武好勇的青年形象跃然纸上；其次，作者又善于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在这里，作者将波澜壮阔的大场面描写与引人入胜的细节结合起来，凸现人物形象。如在《项羽本记》中，项羽在章邯围巨鹿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杀宋义，夺得兵权，率领楚军破釜沉舟，一举消灭了秦军主力，取得了反秦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以博大的场面将项羽的军事才能进一步显现，项羽的英雄形象进一步突出，而随后的鸿门宴、垓下突围、自杀乌江则显示了项羽既缺乏政治远见又刚愎自用、不任贤才又迷信武力等性格特征，一个有血有肉项羽霸王形象站立在中国历史之上。在表现人物过程中，作者基于史实，采用“互见法”来塑造人物，而篇章结构和剪裁方面的需要，以突出主题与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为目的，创造性地将人物的主要事迹写在本传里，而将其缺点分散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借他人之口道出。如《项羽本纪》、《留候列传》、《高祖本纪》等中对汉初几位人物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就使得《史记》中的许多作品相互映衬，共同展现出数千年的历史画卷。

　在语言运用上，司马迁既吸收了先秦散文中有生命的语言，又善于将当时的口语加以提炼运用，这就使得《史记》叙事明快简洁，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这一点在《史记》中的人物对话上就有体现，以表现人物独特的思想、性格、心理、神态以及其身份，如“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在用字上，《史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反复用同一个字眼或同一类字，以壮文势和加强语气，如《陈涉世家》中：“今之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将陈涉大义凛然的形象表现了出来，这正是《史记》在语言上很有特色的一面。

　正是由于《史记》综合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表现人物，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历史和现实，而不是依靠大量的材料对历史和现实作出论断，所以《史记》既有历史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又有文学的艺术性和形象性。后人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鉴·总序》“司马迁参酌古今，发风起例，创为合史……，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司马迁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