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无价，我不贪图拥有，笔墨有情，是我终生的追求。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缺吃少穿的日子中度过，要解决练字用的笔墨纸张，全靠自力更生。翻箱倒柜，旧书皮报全抖了出来当纸，毛笔头再秃仍可用，就是“少墨”常让我发愁。为此，我曾收集别人扔掉的碎墨块泡水用，也做过用松烟灰自制墨的尝试，以红土、黑土当墨用……二十四岁那年，我有了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的当天，就赶紧去买了一瓶“华山牌”墨汁摆在案头，观赏了好长时间，还是舍不得用，仍以红、兰墨水兑清水写字练笔，十分必要时，才小心地倒点出来，加进成倍的水，用淡墨书写。
    中国书法艺术实际上是墨的艺术，研习书法，惜墨如金成了我的习性，墨与我经过多年的交流、对话、沟通，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古人常以人喻书。苏拭“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书也”，米芾“脂泽丰神气，犹佳士也”等论述中的“肉”和“血”、“脂泽”都涉及到墨，水墨就像人体的血肉一样，成为书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清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这样论述：“书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尤为书艺
一大关键矣。”实践证明，笔毫载墨而行，用笔灵变则墨色鲜活生动；用笔合于节奏，则墨色自有神韵，笔法墨法互为依存，相得益彰。
    古人虽有墨的五色之说，而浓墨宜雄浑，淡墨宜秀巧，关系到书法风格。是的，墨迹之枯润浓淡受书者审美观和艺术个性的制约。自称其书“意造本无法”的苏东坡，多以浓墨书写，且要求墨色“湛湛如小儿目睛”，其书作深厚朴茂中更显空灵；而祟尚天真、平淡的明人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这样说：“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浓肥，肥则大恶道矣。”他的书作以淡墨造成萧散、虚静的高雅意境，让世人称羡。清代的浓墨宰相刘墉和谈墨探花王文治各以其独特的艺风、政绩传为佳话。王觉斯则大量运用“涨墨”之势来表现整幅作品的精神，一扫前人呆板的墨法而登上明末书坛发展的极顶；当代的沙孟海用浓墨创造出自己雄强的书风；林散之晚年又专攻淡墨，实现了他对“燥裂秋风”、“润含春雨”的书法境界的追求……
    其实，用墨之道即用水之道。书家对水墨技巧的成功运用和把握是对水的直接调控。正如《画谭》“墨法在用水，以墨为形，水为气。气行，形乃活矣。”与陈绎《翰林要诀》谓“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的论述都说明这一点。事实证明，用墨是否得当，是衡量书家水平的“试金石”。故“淡能沉厚，浓不板滞，干不枯槁，湿不浸漶”，得“浓中之淡”，“淡中之浓”，水墨交融者，高手也。但是，能在一个字或一根线条中表现出浓枯，达到“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之艺术效果靠是的高超的训练有素的功夫。解缙《春雨杂述》中谓“枯润重湿，浓淡相间，盖不经意肆笔为之，适存天巧。此不可以强求，亦不可以强学……功夫精熟，乃自然”，朱和羹的《临池新解》说：“墨不旁出，为书家上乘，然非积数十年之功，不能臻此妙境”，这些精辟之论是真理，更是经验之谈。   
    “研究古人墨法，必须懂得其妙处，再以心灵去通会之”。遵照先哲的论述，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我认为墨的燥与润、浓与枯的变化与行笔的速度直接相关，行笔速度相对慢时，笔在纸上有瞬间的停滞，墨流多，故点画能浓，反之则枯；二是墨内加水和毛笔蘸水的多少和时间造成。我借签蒋骥的用笔经验：“如篙之点水，使墨从笔尖入，则笔酣而墨饱，挥写之下，使墨从笔尖出，则墨溢而气凝”，再掺以自己的做法：倒墨入砚，加等量水，入砚前，笔毛先在水中浸透，每次蘸墨前，笔尖先点水……”一起构成了我的墨法。
    每当我舒散怀抱于明窗净几之前，手握饱蘸淡墨之笔，在宣纸上“涩行”之时，充实、饱满、的线条显现出的是勃勃生机，充饬着一股股张力。此时，淡在外表，力在字中，那“清新出尘妙香远”、“天机流露出精神”的空灵、透剔、清静雅逸之艺术境界，多么令人心旷神怡。
    不久前，我在济南趵突泉公园举办的个展上展出的八尺联“寒塘·冷月”，得到不少观众的好评，一位来自吉林的朋友评其“涨墨、淡墨、枯笔并存，似有似无，似虚似实，墨趣盎然”，当时我点头认可，可是今天我发现那幅对联的用笔、用墨中仍有“习气”，须纠正之，锤炼之。   
    “墨”像中国人的黄皮肤一样，是中国艺术的本色，“守墨”是每个书艺爱好者的责任和义务。我感谢老祖宗在创造中华文明的同时，创造了如此美仑美奂的书法艺术，发明创造了笔墨、宣纸，并将它们之间的矛盾统一的规律形成传统留给后人，为后人提供了表现自然、体察万物的天地，我们才得以陶怡其中，更感激过去的苦难送给我的精神财富，使我有缘与笔墨为侣，自乐一生。惜墨如金，是我的过去、现在、将来永恒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