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以来，国人看待事物的“眼睛”已渐次“西化”，至少在艺术审美和价值判断上并非都在用自己的眼睛了。这大概与所谓“全球化”有关，其深层的社会心理是这一时代使然。但是，我认为，对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而言，还是要用中国的眼睛，应重回到本民族的文化基点上来。我想以“八届国展”为例，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一、书法是民族的，它必得以自己的生存方式而“活”于现代生活之中。上世纪末至今的二十五年，中国书法得以全面复兴。其标志就是对“展厅文化”的广泛认同。以“国展”为主导，书法创作渐次从实用（写字）而到艺术（审美），由广泛的大众书写活动而到“精英”化的整体提升，由单一的价值取向（比如书写入门时的颜、欧、柳、赵）到多元的文化取值（一切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都成为当代书法创作的艺术资源）。书法在强大的历史压力面前，非但没有成为博物馆的“化石”，反而以极强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得到演进和发展，并以独有的形式存“活”于现代生活之中，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绵延的根性使然，也是书法的独特魅力在当下的呈现。可以说，中国书法的发展与中国当代绘画已越来越不相同了。当代绘画在上世纪已形成了新的传统范型或者说语言体系，而书法却固守着民族文化本源的东西。它之不同于绘画，一是它在整个人类文化范畴内找不到参照系，二是它的审美取值源自于几千年积淀的技术传统，包括一切优秀文人的经典作品中的创造的技法、技巧；同时，它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丰厚意蕴之中，根植于民族审美的习性与血脉之中。就其本体而言，书法首先表现在其“技术诉求”，其次是“文化诉求”，而最终抵达的是人的真我——即心灵的超越，是“以人为本”“技道两本”的人性本体。所以，如何看待书法同样有一个文化立场的问题。用西方的眼睛看书法，可能书法面临的是寂灭，而西方的眼睛代表不了上帝，况且西方也没有进步到对中国书法认知没有隔膜的地步。固而，我认为，若摒弃“西化”的立场，着眼于中国文化的本体重塑，书法则是大有可为的。目下该做的事情就是寻绎到传统书法“接着讲”的话语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化断裂”给书法传承遗留下的巨大阴影，以结合民族精神的某种欠缺。就书法在当代的发展来说，“国展”已成为主流形态。“国展”在举办了八次以后，书法的演进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它表现得那么不紧不慢，不像美术界那样奇峰骤起，但这恰好正合于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特征。

        二、从“八届国展”看当代书法审美的多元与多样。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览共收到21806人的来稿36630件，经严格评选，共选出1000作品入展（其中获全国奖作品59件，提名奖41件），并同时展出了评委和特邀作品96件，是截止目前全国来稿与展出数量最大的一次展览。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反观此次展览，给人留下的思考与收获是十分丰富的，从中亦可以窥见当代书法发展的大致脉络。
（一）书法队伍“年轻化”倾向。以获奖作者为例，绝大多数作者年龄在30—40岁之间。据考察，这批年轻人不仅在近年国展中有上佳表现，而且也是当代书坛的中坚。比起当代中年书家，则更有潜在优势。活跃在书坛上的中年书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出道相对较晚，他们在新时期书法大潮来临时大多数已过青年期，且许多方面准备不足。而当代青年群体则不同，他们生逢盛世，坐享现代信息社会的一切便利，眼界开阔，起点较高，又深受中年一代的庇荫与影响，学术上也走了许多弯路。与全国三届前出道作者相较，他们有明显的整体优势。
（二）书法作品的“形式化”倾向。书法“形式化”倾向是新时期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展厅文化的产物。用发展的眼光看，挖掘中国传统书画的形式美因素，无疑是对书法创作的丰富与拓殖，极大地填充了人们在政治话语笼罩多年所形成的“形式饥渴”。在外形式上，除了中堂、条幅、对联以外，斗方、扇面、册页、印屏都很受欢迎，再佐以材料使用上的多样，使展览更加绚丽多彩。比如款式、布局等方面的探索，更增加了书法的表现效果。而在内形式上，当代书家的艺术“自觉”更是显而易见的。从书写内容与书体的选择到用笔、用墨、结字、章法等方面，更加体现出当代人的锐意进取精神。比如行草书中融入厚重的金石气息，流荡飞扬又寓有凝重庄严。比如篆、隶、章草的大字创作，在抒情、畅意、雄壮的书风中结合媒材的运用，饶有新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对“形式”美的强调，可以说具有明显的属于这一时代的共性特征。
（三）审美风格的“多样化”。无可置疑，我们正处于一个崇尚个性、尊重心灵自由的时代。社会转型为人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自己心中的权威，审视整个中国文化态势的绝好机会。书法表现也自然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个性风格的多样化打破了当代书法发展的初始阶段的简单摹仿与单一。上世纪的碑帖之争在当代多元取值的书法思潮面前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代书家既注重对碑学传统的挖掘与雅化提升，又关注帖学经典的取值与再塑，既重视对碑帖语言的融合与变通，又对形式美因素进行拓殖与整合表现出浓厚兴趣。以隶书作例，江苏获奖作者管峻的隶书作品，既有清代郑谷口、金冬心的灵动虚和，又得见张迁、西狭的凝重厚朴，而体态又与好太王不谋而合。又如本人的获奖作品榜书联，取法亦不限于一碑一帖，得泰山摩崖的体势，又取汉隶的雄肆奇崛，也有简帛及瓦当的某种意趣，因而显得既雄强豪放又婀娜多姿，充满生气。再比较一下河南张文平与江苏张少怡脱胎于米芾的行书作品。后者字大气亦大，极米芾刷字之能。虽凌空取势，挥洒自如，无拘无碍，落落大方，但显然还未脱米芾樊篱。则以而前者书筑基，掺入明清人笔意，时见陆俨少等人影响，落笔沉稳有度，且气脉通达，遒劲洒脱。可见作者已在努力从米字中出走，而初具自家风范。陕西梁新云的狂草书被认为是本届国展中的难得佳作。细加分析，作者已基本完成对王铎、黄庭坚及阁帖的化合，且气格高迈，显得虽激情奔溢却又从容自得，安详有度。行书中福建黄榕城的作品在展厅中也很抢眼。初看取法何绍基，细察又有出乎子贞处。线条的奔逸跳宕一反何氏老年颤肘病笔，显得节奏明快而气脉畅达。北京李松魏楷书灵动活脱，出手不凡。可以相见他不仅在北碑中讨生活，或多或少的也有时人的影子，若气格再高古一些尤佳。小字如安徽王金泉、河南王忠勇、陕西董长绪、四川钟显金等无论在形式感还是笔墨表现上都有自出机杼处，不只是停留在单一取法上了。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当代人取法广泛，碑帖结合，风格各异，独具个性，若从技术层面看，已不囿于古人。如证之于整个展览，审美取向的多样性则是本届国展的显著特点之一。当代书法既有追循魏晋潇散风致者，也有师法隋唐法度者，既有宋明的意度纵横者，亦有对民间荒率书风的取法提炼者。或工整细腻，或温文典雅，或逸笔草草，或奔放奇崛，或阳刚朴茂，不一而足。若与古人比，当代书家创变难度系数愈来愈大，面对历史上座座高山，非弹精竭虑、积年累月而不能至也。在此，还应当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用中国的眼睛看当代书法创作，意在要深入到中国书法文化的内在规范的语言体系中来，才能对当下书法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知。仅凭一己好恶或者带着有色眼镜着无法达成基本的审美共识，也是有失公允的。应特别强调文化人的学术良知，此不属本义题旨，从略可以。

        三、“文化消费”中对当代书法的认知问题。随着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大，我国城乡居民在“文化消费上的份额越来越多。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文化消费量存在3000到4000亿元的结构性缺口。而文化生产高度发达的美国与西欧一些国家，文化消费（包括旅游）已占家庭消费的30%左右，所以在我国社会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也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良好的发展空间。书法是国人喜爱的艺术，它走进百姓生活的空间非常之大。当代书法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里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艺术家在拜金主义盛行时代如何解决“文化自律”的问题。书法在告别大众书写进入纯粹艺术领域之后，艺术家以精品回报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目下的一些书坛混子有意混淆视听，极尽自我炒作之能事，为本不规范的艺术市场又蒙上了一层迷雾。因此，如何杜绝“文化垃圾”是艺术家与受众都应关心的。否则，受害的不仅是真正的艺术家，更包括消费者。另一方面则应从书法受众这方面来考虑。书法作为艺术，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含量”。由于历史的原因，由“文化断裂”造成的书法审美隔膜，必得要我们付出代价。所以，笔者很早就提出过提升“书法读者群”的问题，一是要了解相关的书法知识，提高鉴别能力，尽可能用“目鉴”而不用“耳鉴”，最大限度地消除“书法废纸”带来的利益亏损。二是要真正从心底里表现出对艺术家的应有尊重。因为艺术家看似在几分钟创作完成的作品却是其几十年积累劳动的结果，无偿占有和“巧取豪夺”是不道德的。在作为艺术品的书法消费中，只有既在运行机制上有所规范与保障，又在道德低线上有所相互约束，一个规范有序的书法市场才能得到健全和发展。所以，我认为，提高书法人的人文品位和社会责任感和健全的市场规则机制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同样重要。
总之，书法是属于我们民族的艺术，它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直接关涉到民族整体文化复兴的大局，也应当是小康社会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这便是本文的立足点。

                                     2004年5月13日于西安万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