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之三——返回心灵：人与书难以剥离

弗克兰《活出意义来》中有这么一句话：“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这就是说，在弗洛依德指出的“快乐原则”后面，人的生命还存在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原则”，它构成了人类生命最根本的驱动力。对于“人”而言，拥有了“意义”便能获取一种愉悦与满足。人在艺术中，所要寻找的正是这种意义与满足。所以，艺术家通过艺术使生命得以延续。无可否认，“艺术作为文化形式确有教化功能以外的化解功能，二者具有互为表里的关联，应予留心发掘与理解[39]”。但这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人类的心灵世界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过去的实在论哲学曾认为这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是不真实的，但在现代主体论哲学看来，心灵才是惟一真实可靠的东西，这就是主体的真实性。那么，作为艺术的书法之所以有高尚的艺术品格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有一点必须肯定，即它与对人生、人性的发现是分不开的。的确，在封建宗法观念下，由“书如其人”这一口号派生的“以人论书”现象，使人们对艺术的理解曾发生许多误会。但一当我们将“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书者，散也”，“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这些沉潜在民族心理之中的观念给予整合加以认知的时候，不能不认为这种种的内质是指向人的内心，指向人性的本真，充满着人的自省精神的。艺术的真实无不反映心灵的真实。比如宋代书学的人格化倾向，是把“书之为征，期合乎道”的主张深入人“心”，有效地维系着书道合一，以书翼道的书脉，并使书家澡雪精神、瓣香人格之命慧得以不坠，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今天，指出以人废书，以人判书之陋习固然是必要的，但若将深植于民族心灵中的崇尚高尚人格的思想也予以批判，岂不是泼脏水也泼了孩子？再者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立功、立德、立言”，而艺术家既在艺术过程中表现生命气象，又通过作品使生命意义得以延衍。对艺术崇高的追求从来都是艺术家赖以安身立命之本。无法想象，这样的“精神向度”难道会一夜之间失去价值而可以随意轻抛？传统永远有待于完成，我们不能像猴子掰苞谷那样说扔什么就扔什么。民族遗产中被遗落被散失的精华因子，必得在文化新生中被激活而成为修养生息的能源，也许强调这一点，则更有意义。90年代以来，生活节奏的加快，也促使了书法家不由自主地成为艺术上现在时一维的追求者，人们过多地考虑到获得一种话语权利，以博取广泛的认同，而很少有人深入地关注书家的使命和精神生态以及生命本体的“意义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使艺术的精神性质在当代沦落为实用行为，从而形成一种心灵的遮蔽——人在艺术活动中异化为一种物性的东西，而艺术则异化为一种臻达物性的中介。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和信仰，主要是由他受到的教诲，和无意间从同伴处吸取来的东西所塑造的。同样，他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所面临的境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一或不同社会成员们先前行为的产物[40]”。应该承认，生存在一个强调生产力的物质文化里，欲修养性灵，必得漠视我们文化中所有证实自我的流行观念，反过来好好地珍视个人独一无二的心灵以及内心的演进，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来说，却是必需！人为什么老是盯住一点“在场”的东西，而不放眼注意一下周围“不在场”的东西，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为什么有现实存在物而没有无”？对于艺术的书法来说，“在场”的物性已经使人心灵“遮蔽”，而“不在场”的形而上的“无”却会使人心灵的本真得以“敞亮”。那么，实现这种“敞亮”的前提，便是艺术家心灵的超越。这种超越，从时间上讲就是超前。因为艺术家从来都是人类精神世界前沿阵地的探索者；就空间而言，则指获得艺术上新的高度与跨度，前提是挣脱一切“在场”的自我羁绊。而超越的形而上含义，乃是指人在有限的生命、生活中，追求一种无限的生命、生活。这便是心灵的自由的本来含义。因此，书法作为艺术，它是审美的（书法的纯粹性表现在这里！）。但作为文化，又不仅仅是审美的，它还应当是历史的，它不能从深潜于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机制中抽离，书法将存活在历史之中。它更应该是诗意的——一种对人的本质意义的探求，对灵魂的升华和人走向心灵自由的“意义”存在。人与书剥离的论调其实是一种诋毁人文精神的借口，对书法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余  论

人类文化学认为，文化传播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并非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能被其他社会借用，而传播的途径也不可能是畅通无阻的。况且，有的文化因素是难以被其他社会所能确切理解的。就书法而言，它至今未能在更深的层次上与西方社会契合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字体系和审美哲学。作为诉诸笔墨表现时，用笔、章法以及神采等都是有独特的趣味和内在逻辑的，书法的人格化和抽象化、诗意性与不可重复性，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难以被理解的。所以，笔者以为，像追赶物质文明那样追赶西方美学思潮，在书法文化传播上简单地一味强调“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无异于舍本逐末，极有可能留下向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讨媚的口实，其破坏性要大于建设性。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41]费孝通先生曾进过所谓“文化自觉”的问题，即是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对本文化的渊源、形成机制以及发展趋向都要有全面的认识，从而取得决定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2]。当然，这是针对中国当前大文化背景而谈的，但其基本精神对确定书法未来发展策略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海德格尔有句名言：“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也塑造人。海氏强调包括艺术在内的“事物”其动态性都是自发性的，即就是说，都是“事物”运作的，人只是参与了这一运作而已[43]。如此反观书法之未来发展，它必将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作”。任何想借用“突然死亡”的办法来改造书法的可能性都几乎等于零。郑敏教授最近说，当代西方文明正在从理论上走出固守的罗格斯（Logos）中心论，和对“物”与“有”的盲目崇拜，在寻找人为更开放的思维：无固定中心，以“变为本”的强调“无”的开放型宇宙观。而中国文化传统早已暗涵的这种“变”与“无形”为特点的“道”的哲学，于是看到人类在精神追求中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目标：更开放更自由的心智。……极富智慧的东方文化有责任在新世纪中“西渐”，以补充西方文化在物质、科学方面的卓越成就[44]。这方面，作为文化存在的书法，也许更有实践意义。书法的民族性决定了它在世界文化中的特殊性，而其自足性则决定了它在世界艺术中的特殊性——在既没有同类可比物和参照系，也不具备走向“现代艺术”话语的自身条件和心理基础的情况下，书法的发展，还得“向内转”，返回到自身独特的人文文化中去。当今学术界也正在寻找“跨文化对话”，在追问人类共同的精神认同和艺术取向。这一趋势给人以暗示——我国传统中“同则相爱，异则相敬”，“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文化观必得在新世纪迸发出性灵之光。况且，这个时代已远不止是“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了。学术上、文化形态上都出现了新的“生态”位，新的“语法”、“调式”和“语境”，这些都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书法的发展。因而，我们必须用自己真实的心灵来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创造物。而当下亟需做的，便是让民族本源精神中那些活的东西激荡起生命的风帆来，走出一切自为的扼限，自自在在大大方方地迈向——心灵的自由。这亦是我们对未来书法文化建设的一种期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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