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大千客居青城，应彭椿仙道长之邀，敬绘张天师像，寥寥数笔，风神摄人。

    深受谢无量、沈尹默、林思进好评的《严雁峰遗像》（四川翰雅拍卖行藏）创作于1944年4月。雁峰老人巍然伫立于翠竹怪石间。在人物表现上更加强调人物精气神的刻画，脸部采用圆染法，双目炯炯有神。人物勾勒纯用白描，线条挺拔飞动，凡见者皆能即刻认出画中人物，无不佩服创作者观察之精微，表现之高超。

    1946年的一天，因需修复古画，张大千悄然来到刘绍侯装裱工作室，为其神态所诱，顿生画兴。故画完自画像后，旋在余纸上，随手为绍侯勾勒人像。虽信笔为之，草图无正式作品之艺术完整性，属随意使用一类粗略视觉符号，但这种接近直觉之行为更能真实检验创作者的精神灵感和基本素描功力。

    在绘草图时，张大千选择了全画这一装裱师最具表现力的经典瞬间，先用细炭笔轻轻勾勒轮廓，倏即用粗线增加浓淡度变化，调整身体比例与轮廓，完整体现人物体积与质量，使人物造型更趋丰满充实。草图中左手姿势的三种变化，真实再现出艺术家探寻最富有表现力形式的过程。

    与《刘绍侯工作像草图》相比，《张大千读书自画像》则更集中完整地表现出张大千人像创作的风貌。关于此类人像的创作过程，张大千在教授弟子时，曾作简要介绍：“画时无论任何部分，须先用淡墨勾成轮廓，若是画工笔，则先须用柳炭勾之。由面部起，先画鼻头，次画人中，再次画口唇，再次画两眼，再次画面形的轮廓，再次画两耳、画鬓发等。待全体完成之后，始画须眉，须眉宜疏淡，不宜浓密。所有淡墨线条上，最后加一道焦墨。有时淡墨线条不十分准确，则用焦墨线条来改正。”

    1954年，为纪念父亲逝世三十周年，身在异国的张大千精心绘制了慈父肖像。与1924年《先奉政公六十四岁遗像》相比，大千在作品中更加强调线条造型能力和节奏变化，纯然一幅中国文人画。三十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技术上的小变化，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对于艺术家张大千而言，却是艺术人生之大变化，映现出其求索中国绘画真谛之艰辛多彩历程。

    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功，不仅与其学习西方艺术有关，还与利用西方科技有着密切关联，照相术在绘画中的成功引进就是一例。

    照相术的发明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明之一，它以最真实、具体的形象改变了用文字和绘画记录描绘客观世界的历史。自照相机发明之日起，艺术家即将其和为一种创作资源。其早期影响可从德加、修拉、埃金斯作品中反映出来，它对当代艺术影响亦广泛深远。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当相机尚属稀罕物时，锐敏过人的张大千即已熟练运用这种高科技产品，创作出一批著名摄影作品。他是中国画家中最早把摄影作为写生、创作辅助手段者之一。大千在绘画中运用照相术应与其师清道人有关。

    李瑞清（1867-1920年）字仲麟，号梅庵，又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人。张之洞建两江师范学堂，梅庵任监督，创图案手工科，开艺术正规教育之先河。辛亥革命后乃抽簪著道袍，为人作书皆署清道人，以示不忘前清。清道人以法书闻名海内外，能于高手林立的海上书坛独树一帜，实乃采用出奇制胜之策，其求分于石，求篆于金，利用照相术放大金文，辅以书写，为大篆发展指明了方向。

    面对照相技术，李瑞清喜不自胜：“自来学篆书者，皆缚于石耳。今震亚主人既影《毛公鼎》为大字，《齐蹴》、《散盘》先后悉出，人人于是皆可以珥笔与史籀进退于一堂，炳焉与三代同风矣。”

    从欢呼拥抱照相术以为至此坐拥学篆秘笈的清道人之书法实践来看，其主要成绩在大篆，形神兼备，乃至照相术放大金文出现之毛边都被其以颤抖法表现一览无遗。

    1919年4月大千自日返沪，任教于上海，在二哥张善捎的精心设计下，大千拜投海上名家曾熙为师。曾农髯与李梅庵交称莫逆，在京师日，恒以学业书艺相砥砺。辛亥鼎革，梅庵书沪上，所入甚厚，不忍见农髯潦倒衡阳，折简招之，并亲书润例，大力表彰，相互推美。故李之玉梅花庵与曾之戏海楼弟子亦通牒，同组“曾李同门会”。

    农髯爱大千天纵之才，特将其介绍给好友清道人。在二师精心栽培下，大千在书法、绘画、鉴赏等方面进步神速，声名节节上涨。世人只知大千与曾师情同父子，在收藏鉴赏、绘画风格上深受其师影响。但鲜有人知，对大千影响最深的者却是清道人。1920年5月张大千拜李瑞清为师，1920年9月12日清道人中风病逝。虽然从学不足四个月，但李师却将书画临摹、游览写生、饮食服装等商业操作法宝一一密授大千，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照相术在书画中的运用就是李瑞清传给弟子之不二法宝。

    从二十世纪20年代，拍摄第一张照片开始，大千就十分重视游览、写生、照相的结合，与郎静山、高岭梅、王之一等著名摄影师保持密友关系。1931年9月的黄山之行，张大千就携带了一个三脚架式相机和一个折叠式手提相机。

    张大千不仅亲手拍摄，而且还将纪实摄影与艺术研究、创作、展览完整结合。1944年1月25日，在成都提督西街豫康银行大楼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中，与临摹敦煌壁画一同展出的还有他拍摄的20幅壁画、彩塑照片。

    世纪更迭，潮流激荡。20世纪中国绘画不同于19世纪之处，即在于重新恢复了写生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恢复，实得益于西方写实主义的刺激。张大千取得辉煌艺术成就，既在于他能与时俱进，承前启后，独辟蹊径，注重传统临摹和现代写生的结合，注重学习东西方一切先进艺术成就，竭力将素描、照相术等西方文化的长处融化到中国画中，追求物理、物情、物态的微妙结合，致力于中国画的民族化道路，实现了华夏艺术家走向世界的光荣。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如何在新世纪实现中国绘画的凤凰涅簄。我们以为，我们发幽抉微，细读《清道人画像》的价值即在于：由此既可揭示出张大千艺术创作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丰富对这一具有世界影响艺术家个人艺术史的认识，同时还可为新时期中国绘画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一个富有意味的向度和可能。

    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傅申《张大千的世界》和李永翘先生编著的《张大千全传》、《张大千论画精粹》，对前辈专家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成就，深表敬意。罗新之家人和刘绍侯亲友为本文提供珍贵素材，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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