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纸片中缀识国宝
由于工作关系，杨仁恺经常到北京，每次进京，荣宝斋都是他必去之地，有时，他还会住在那里。1963年的一个夏日，杨仁恺正在午睡，忽然被人唤醒，说前面来了一个外地青年，拿来一些碎纸片，好像是清宫的书画，请杨先生前去鉴定。
杨仁恺一听"书画"二字，睡意全消，马上来到门市部，翻看那些碎纸片，越看越惊喜，这包碎纸片果然是国宝。整整一个下午，杨仁恺没动地方，拼凑整理出37件书画，仅宋元时期的作品就有8件，且多是精品和孤本。其中最完整的是北宋陈亚之的《自书诗稿》，上面有司马光、苏轼等大家的题跋，是有名的传世孤本。最让杨仁恺兴奋的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的代表作《苕溪诗》也在其中，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他马上打电话，请一生醉心于米芾书法的张珩先生前来先睹为快。张珩正在病中，因天色已晚，约定第二天来。这时，杨仁恺才想起送货的青年，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这些东西有人识货就好，他曾送到沈阳的文物店，没人收。青年人仅要了2000元便走了。
第二天，书法家张珩与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起来欣赏这些国宝，张珩亲眼见到米芾的代表作，惊叹不已，如醉如痴。《苕溪诗》成了他生命中最后一缕灿烂的阳光，之后不久，张珩因肺癌去世。
荣宝斋把这批国宝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第二年春天，这位青年再次来到荣宝斋，仍然带来一包碎纸片，杨仁恺又被请来鉴定，这次共整理出20件书画，有多件珍品。
后来，荣宝斋为了感谢这位青年，派人带钱到哈尔滨去找他，因他留下的地址不详终于没有找到。直到30多年后，杨仁恺在哈尔滨《新晚报》上读到了这位青年和他母亲的故事，才知道这批国宝的来历。
原来青年的父亲爱好书画，从欧洲留学归来后，在大石桥煤矿工作。他和朋友在长春逛市场时，看到一些从伪皇宫流散出来的书画，便倾其所有买下许多。不想路上被贪财的朋友所害。青年的母亲最终把凶手送上法庭，找回了丈夫的遗物，但那些国宝已被不懂书画的凶手撕碎了不少。在战乱年代，他们一家度日艰难，却从未卖过书画，青年和母亲一直精心保管着这批国宝，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它们归还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青年曾到黑龙江省博物馆等地送过一些书画，因无人相识怅然而归。所幸他去荣宝斋那天，杨仁恺正好在，不然，这批书画不知将沉睡到何时，遇到"文革"必然再次遭劫。难怪书画家冯其庸说，这才是国宝巧遇"国眼"，劫中遇救。
古稀之年走遍全国
1983年9月，身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杨仁恺接到通知，让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
1962年，国务院曾经成立过"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由著名书画鉴赏家张珩担任组长，张伯驹等任委员。在一年时间内，他们遍历北京、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东等省，鉴定书画近10万件，发掘出许多久已湮没的古代书画珍品。可惜第二年，张珩先生去世，小组工作暂停。20年后，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提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又把这个小组成立起来，由7位全国最具权威的古代书画鉴定家组成，除了杨仁恺，还有上海博物馆顾问、书画家谢稚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家启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北京故宫博物院刘九庵；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建筑师傅熹年；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在这7位老先生当中，杨仁恺和刘九庵68岁，是最年轻的，年龄最大的谢稚柳已经75岁。
杨仁恺与谢稚柳早在重庆时就是好友，启功、徐邦达、刘九庵也是他1945年到北京后结识的老友。当他们在北京聚首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们互相抱拳问候。在古稀之年仍能报效祖国，让他们颇感欣慰。
他们先对北京的古代书画进行了鉴定，然后到上海、南京、西安、成都、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对全国22个省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逐一过目，鉴定真赝。7位老人十分敬业，面对每一幅古代书画，他们都手握放大镜，调动起一生的经验和学术积累，仔细鉴定。鉴定意见不约而同时，他们抚案击掌大笑，有如孩童。判断不一致时，便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记录了每一位专家的鉴定意见，比如《五牛图》，大家没有异议，惟启功先生注："韩名不确"。老先生们严谨的态度，为这些书画留下了科学准确的结论。
为了照顾老先生们的身体，他们只在春秋两季到全国进行巡回鉴定，这项工作历时8年才结束，鉴定书画2万件以上，圆满完成了全国馆藏文物的定级工作，对全国古代书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和专家鉴定。
这是杨仁恺最宝贵的一次工作经历，他在全国各地看到了大量古代书画。他认为；书画鉴定，一靠广泛的历史和文学知识；二靠对美术史的深入理解；三靠博闻强记；四靠阅览大量真作品。所以，在这8年里，杨仁恺不论多忙碌多劳累，也要记下他鉴定的书画，以及其他几位专家的卓识高见和学术争论。在他90岁高龄时，他开始整理这些笔记，准备出版一部新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