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 拍卖商居有利位置

    拍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买卖（交易）方式，与普通交易中买方与卖方对手交易的情况相比，拍卖交易方式的特征是当事人有三方，除买方和卖方外，还有中介方即拍卖商。拍卖会上，凡是商品成交，买主一定是出价最高者，这是游戏的规则。当然，最高价并非就是高价、天价。有时候，拍卖师再三吆喝，“忽悠”竞买人应价，也未必有人会上当。拍卖毕竟是一种买卖，与普通交易相比，价格博奕的现象更为精彩。

    在当代的拍卖会上，尤其是艺术品交易中，由经纪人代理买方竞买的现象是常见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由于某种缘故买方不能亲自出席拍卖会。譬如说，他或她居住在国外，或碰巧那时有更重要的事，或刚好生病，或担忧安全或税务问题，因而不愿在拍卖会上公开露面。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就会派遣经纪人、或直接委托拍卖商代他出价，参与竞买。

    委托拍卖商竞买是拍卖的一种交易惯例。在这种情况下，拍卖商处于一种略占优势的地位。因为拍卖商知道卖方（委托人）要求的最低价钱（底价），也晓得买方愿意出多少钱买下这件东西。譬如说，有一件中国清花瓷瓶（底价9万元），拍卖商估计可在10万到12万元之间成交。假设一个买方因事不能出席拍卖会，委托拍卖商叫价，他告诉拍卖商，他的最高出价是12万元。我们再假设，那天没有其他人看中这件拍卖品（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照理说，这件拍卖品就应该会以9万元的底价成交，卖给委托拍卖商出价的那位买主。在此情况下，卖方（委托方）收到8.1万元(10％即9000元用于支付佣金)，而拍卖商则收取的佣金是2×9000，即1.8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拍卖商就算尽了它对买卖双方的责任。然而，许多情况下，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

    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人，拍卖商不可能同时取悦买主和卖主，让双方都感到满意。站在卖方的立场，拍卖品能卖到愈高的价钱愈好，而买方却拼命压低价钱，希望以最低价格（底价）成交。重要的是，在拍卖交易中，拍卖商与卖方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件东西卖的价钱愈高，拍卖行抽取的佣金也就愈多。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如果那件东西以12万元成交，卖方将会收到10.8万元(12万元减10％)，买方必须付出13.2万元(12万元加10％)，而拍卖行则收取2.4万元佣金（2×12000）。由此可见，拍卖商掌握了买卖双方的信息，假如其在交易中“利”字当头，告诉委托人说清花瓷瓶12万成交，获利就可多6000元。

    凡是拍卖商都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即便是老牌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他们声称，如同伦敦商业中心和纽约华尔街的银行，他们拥有一套固若金汤的制度，防止舞弊。但是，业内人士知道，拍卖交易中不存在什么固若金汤的预防措施，很多时候依靠的是拍卖商的个人品格。因为，拍卖商必须知道每一个编号的拍卖品底价是多少；有没有买主委托出价；委托出价是多少。因此，拍卖商想获得“偏”利，机会多多。

    了解“潜规则” 竞买方组建竞价集团

    竞买方基本上都了解其中的“潜规则”，自然有一套应对的办法，常用的方法被称为“集团标”，一种既可以用来对付拍卖商抬价又可以联手压价的团伙报价方式。

    集团标由一群职业竞买人（商人）组成，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共同基金”(kitty)。团伙内的所有竞买人私下达成的协议：由一个人出面，竞买某一件拍卖品，成交后再次拍卖，大伙儿再瓜分所得的利润。比如说，商人李出价10万元买下一只古董钟，拍卖过程中，其他成员都放弃竞买，让李一个人叫价，结果古董钟以这个价钱成交。之后，在正式的拍卖会结束后不久，集团标会有一场 “清算大会”，这是包括买受人李在内的集团标成员对这只古董钟进行再次拍卖，但这回只准集团成员竞标。让我们假设，在第二次拍卖中，商人王出价200万元标得古董钟。现在，商人王把支付的200万元中拿出100万元，付给商人李，偿还他在正式拍卖会上出的价钱，剩下的100万则归共同基金所有。被集团标买下的所有拍卖品在清算大会中分割完毕后，共同基金就由集团成员平分。

    集团标可以达到几个目的。首先，在正式的拍卖会中，由于某些竞买人出于某种原因放弃出价，拍卖品通常(但偶尔也有例外)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成交。其次，只要集团标的人出现在拍卖场，其他商人都会退避三舍，不敢跟他们竞标，这样就会大大压低成交的价格。

    20世纪最耸人听闻的集团标事件，发生在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的“鲁克斯里庄宅”。克莱盖特的傅利男爵家族，世世代代住在这座宅邸里。1918年，克莱盖特藏书楼被拍卖，637个编号的拍品，总共卖得3714英镑12先令6便士。这场拍卖会被一群书商（集团标）操纵了。在稍后举行的清算大会中，这些书籍总共卖到19696英镑17先令的高价。这中间的差价，高达15982英镑4先令6便士。集团标的结果，卖主被诈骗掉一笔巨款，而拍卖商也损失一笔巨大的佣金。

    抵制“集团标” 拍卖行出笼“虚叫价”

    拍卖商对集团标痛恨之极，对他们从自己口袋里明目张胆抢钱的行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虚叫价”策略是一种他们常用的而且特别有效的应对措施。所谓的虚叫价，从理论上来说，目的在于防范集团标。拍卖商的论点是：如果竞价从底价开始，集团标就会大显身手。集团标成员叫一次价，锁住这件拍卖品，然后袖手旁观，等成交后再举行清算大会，进行第二次拍卖。拍卖商的一套反制措施，通常以下面这种方式运作。

    通常，每一件拍卖品的底价，总是比刊载在目录上的最低个人估价低个一两标，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底价，有时底价也可能比估价低得多，有时也可能根本没有底价。拍卖商声称，虚叫价的作用在于炒热每一件拍卖品的买气，同时混淆集团标的视听，让他们摸不清底价。因此，在关键时刻，拍卖师总会环视厅堂一周，点点头笑一笑，说道：“谢谢您出价”或“是您喊价吗?”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人叫价，这一切都是假装。在这个阶段，除了拍卖员，没有人知道哪些叫价是真实的，哪些是虚的。拍卖商对采用“虚叫价”有一个理由：如果竞标从底价开始，却没有人看中这件拍卖品，那么，场面就会变得十分冷清，根本没有人喊价，连虚叫价也施展不出来，结果只好宣布流标。从低于估价的某一点起叫，拍卖员就可以“炒热”拍卖场的气氛，制造一个假相：看上这件拍卖品的人可真不少啊。

    在拍卖会上玩“虚叫价”的还有委托人，他们被称为“托儿”。这些人为了抵制集团标，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或者过分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找朋友做托儿，佯扮竞买人参与竞价，竞买自己的标的，哄抬价格。对于委托人的虚叫价，拍卖商又喜又怕，喜的是他们帮自己“干活”而不用支付报酬；怕的是一旦露馅，砸了拍卖商的牌子。

    20世纪早期，艺术品市场繁荣出现之前，参加拍卖会的人大多是业界人士——收藏家、博物馆采购员和每周出入拍卖场几次的经纪人。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行家，当然晓得什么是虚叫价。就算他们不喜欢、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也得遵守拍卖场的规矩。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80年代起至今，拍卖场本质上起了很大的转变，虚叫价的陋规开始受到强烈的批评。

    集团标也好，虚叫价也好，都是委托人、竞买人、拍卖商为了牟利而用来对付另一方的策略。在这场争斗中各方时有胜负，客观上造成了艺术品市场“繁荣”的景象。拍卖会上的这种“潜规则”，你知、我知，人人皆知。但是，谁也不愿意去捅漏这一层窗户纸，因为参与者中没有人想当“皇帝的新衣”里哪个聪明的小男孩。

    拍卖市场遭遇社会诚信危机

    中国人历来祟尚“仁、义、礼、智、信”。我国古代尽管商业一直不发达，但“货真价实”、“以义取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体现诚信原则的商业道德，一直在商业伦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文革十年动乱前后，特别是近年我国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度发展以来，传统的诚实、守信原则已逐渐被抛弃，各种失信现象似流行病毒，吞噬着国人健康的肌体，蔓延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企业利用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欺诈市场、恶性竞争、恶意逃债、做假账、虚构利润、欺骗公众、偷税漏税；商店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假油、假烟、假种子，毒药、毒面、毒大米，使消费者一不小心就被骗被害；证券市场 “敢做敢为”，欺骗媒体、欺骗政府，玩投资者于股掌之间； “ST猴王”、“银广厦”事件让危机重重的企业信誉雪上加霜，而这些都是“经济警察”会计师事务所的拿手好戏；个人信用水平日趋降低，假证件、假文凭、假发票、假画满天飞，恶意欠费，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盛行……。如今,信用的缺失几乎是全方位的，从个人到企业，甚至是地方政府，都在急功近利，践踏着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这个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诚信”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信用缺失的现象同样反映在拍卖行业。拍卖企业是中介机构，在商品交易中为买卖双方服务，获取佣金收入。拍卖行业自1986年恢复以来，在公物处理、企业转制、国有资产转让、文物艺术品的流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拍卖以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交易方式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欠完善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过度参与，拍卖活动中屡屡发生合谋勾结、恶意串通、交易失信、违约赖帐等严重丧失社会诚信度的恶劣事件，并且多次遭新闻媒体暴光，给行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拍卖行业赖以生存的商业信用度正在逐渐降低，重建社会诚信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