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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原祁《仿古山水图》册研究


2005年11月21日 阅读次数:
  •     王原祁(1642~1715年)是清初“四王”之一,开创 “娄东画派”,一统清代山水画坛两百余年,在中国绘画史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南京博物院藏王原祁《仿古山水图》册,纸本水墨,共12开,画10开,跋2开,每开纵29.5厘米,横35.9厘米,作于1696年,以北宋巨然、米友仁,元赵孟緁、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明董其昌等人笔意,笔墨滋润,风格高古,为王原祁的精心佳构之一。

        本文拟就此作具体分析,最大信息量地揭示出其中的相关问题,以有助于全面认识、研究王原祁的艺术。
      
        一、索画人博尔都的旨趣

        王原祁《仿古山水图》册是受清皇族博尔都之邀奉命而作的。博尔都(1649~1708年),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朽生,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孙,袭封辅国将军,后坐事追削爵位,1680年又复爵。


    [清] 王原祁 仿古山水图(之五) 册 29.5×35.9cm 纸本墨笔 1696年


    [清] 王原祁 仿古山水图(题跋之一) 册 29.5×35.9cm 纸本墨笔 1696年

    博尔都虽碍于清廷之制,因为宗室而无官爵,但这却未能限制其在宫廷与皇帝面前的影响力。他本人雅好文艺,“少壮耽吟,一时名士文人多从之游”,与毛奇龄、姜宸英、屈大钧、王士祯、孔尚任、王骧、石涛等汉族文士、画家交往甚密。他擅长诗词,风格清雅,有《问亭诗稿》、《白燕楼集》行世。他又善于绘画,上海博物馆藏有其与石涛书画合璧册,上部为石涛于康熙四十五年(1705年)所作之七言律诗,下部为博尔都所画之小幅山水,取法南宗文人画,笔意清淡雅致,格调萧疏苍凉。

        博尔都深受康熙皇帝的宠爱,1689年康熙二次南巡时,随驾南下,结识了许多江南文人。博尔都对当时绘画活动参与颇深。他凭借着皇亲国戚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与当时许多书画名流交游,充当书画家的赞助人的角色,是当时满族文化权贵的典型。

        他曾与石涛、王骧等书画家保持着密切的交谊,香港至乐楼藏石涛与王骧于1691年合绘《兰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骧1691年2月作的《夏麓晴云图》都是赠予博尔都①的。由此推测,博尔都与当时在京的宫廷画师、文人画家的交往更是不在少数。

        王原祁与博尔都的交往甚深,康熙九年(1670年)王原祁中进士观政吏部之时,两人可能便已交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46岁的王原祁奉调北上京师担任京官,两人的交往更是密切,这从此本仿古山水图册后王原祁的跋语可以推测一二。对已享有绘画盛誉的王原祁,雅好文艺的博尔都必定仰慕已久;而刚上京师且人生地疏的王原祁为巩固仕途,对作为皇亲国戚又是康熙皇帝跟前的红人的博尔都所表达的仰慕之情也必定会心动,两人的交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691年2月,王原祁曾应博尔都之邀为石涛《兰竹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补画坡石,倾心竭力。

        博尔都十分喜好王原祁的绘画,用王氏的话说,“问亭先生于余画有癖嗜”。按册后的题识得知,此仿古山水图册当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之时,博尔都就索画于王原祁,历经三年,终成于丙子嘉平(农历1696年12月),其殚精竭思之心可以窥见一斑。

        二、皇家趣味与文化建设

        博尔都固然仰慕汉族文化,但他所传达的并非只是个人的意愿,而是他那个时期满洲皇室的整体文化倾向,反映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后来,王原祁的这本仿古山水图册又为弘收藏,从1695年后的百余年间辗转于皇族贵胄之间,成为清初满族统治者政治、文化政策同步而行的历史见证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皇室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政策。

        清初,满洲统治者有感于本族文化的落后,十分推崇汉民族的优秀文化,翻译汉文书籍,教化臣民。随着统一战争逐渐推向南方,北方地区变得相对安宁下来,这种客观环境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谈诗赋词,习书作画,逐渐成为满族贵胄的一种时尚。康熙皇帝玄烨是清代第一个能用汉文写诗的帝王。在他的影响下,满族宗室贵胄们延请汉族文人名士教习自己子弟蔚然成风,《八旗艺文编目》中收录的属于满族旗人的诗文集便有600多部。《清稗类钞》记载满洲贵族习汉诗文者也蔚然成风,“宗潢颇多嗜文学者,自红兰主人岳端首倡风雅,而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鱁仙将军永忠、樗仙将军书耄、嵩山将军永遂相继起”。②

        当然,满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本非易事。统治者总结了蒙元拒绝同化,虽兵精将猛,抚有欧亚,不足百年亦被驱回大漠的教训,决心站稳脚跟,长远统治。入主中原之初,即以全面继承明朝典章制度文化为治国之要略,到康熙亲政以后,“融满入汉”虽非情愿,但也别无选择。特别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康熙皇帝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朝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具。这一态度的转变为清朝满族统治者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清初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当时,不少汉族官僚为这一新的政治动向而欢欣鼓舞,并预感到中国社会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理想状态。

        应该说,稳定中原,必须稳定江南,而稳定江南必须安抚士子。新朝政权与江南遗老的契合点,就是保持和发展以儒学为根本的文化,这也是康熙不遗余力寻求的政权基础。博尔都是满洲亲贵中得江南文人赞赏的词人,自然而然地成为突破满汉文化藩篱的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尤其是他以宗室贵胄和皇帝近侍的身份,与彷徨困惑中的汉族文士相交,谈诗论艺,舞文泼墨也是游刃有余,明确无误地向他们传递着新朝文化政策走向的信息。更有甚者,1689年康熙二次南巡时,让已与江南文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博尔都伴驾南下,其深意是可想而知的。汉族的文人们似乎对这个兼有诗人身份的满洲贵胄十分尊重和褒誉,与其说欣赏他的才华,毋宁说是对这种文化走向和态势的肯定、赞许和期盼。

        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积极努力与探索,已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众多满族诗人、词人、文学家、书画家开始涌现出来,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被创作并传播开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更为活跃。满族最终消融了自己的特质,偃武修文,标志着满族完成了从主动融入到共同创造中华主流文化的过程。所以,一大批政治上失意的宗室文人将自己追求目标转移到个人喜好的文化活动上,或潜心诗文、或挥毫泼墨、或参禅悟道,终老一生,是不足为奇的。

        康熙皇帝本人怡情翰墨,常在退朝之后与精于书法的文臣观摩前贤墨迹,切磋书艺。当时,一大批工于书法的汉族文人入值南书房,沈荃、孙岳颁、汪士鑒、何焯等人对其加以点拨。他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运笔潇洒秀丽,率真清健,颇得董书神髓。实际上,在清初,宗室擅长书画的也不在少数,除前述的博尔都,较著名者还有高塞、岳端、允禧等。而王原祁也收了几个满族学生,如唐岱、赫奕等。

        当然,满族人当时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伴随着本民族日益汉化为代价的。从客观上看,当时满族统治者仍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他们强调重武抑文的政策,想要恪守满洲的淳朴旧习,使一代代八旗子弟勿忘根本,不废国语骑射;而另一方面,汉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为维护清统治而必须学习、掌握汉族思想文化这一现实,又逼迫他们必须继续接受和更多掌握汉族传统文化,因而十分重视用汉族方式教育子女,十分注重对皇子、宗室后代和八旗子弟的文化培养。

        事实上,康熙的文化建设也表明了作为皈依了汉族文化的异族君主的雄心壮志,后来,《佩文斋书画谱》(成书于1708年)、《佩文韵府》(成书于1711年)、《朱子全书》(成书于1714年)、《康熙字典》(成书于1716年)、《满汉合璧清文鉴》(成书于1717年)、《古今图书集成》(定稿于1726年)等大型书籍相继编辑汇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及时的文化总结,在“文治”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三、从《仿古山水图》册看王原祁的绘画渊源

        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江苏太仓人。从小即在绘画上表现出很高的天赋,得祖父王时敏(1592~1680年)亲炙,画艺精进。他官运亨通,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观政吏部;二十年(1681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后任县令,三十九年(1700年)补任为詹事府的右春防右中允,为内廷鉴定书画,不久入值南书房;四十一年(1702年)转左中允;四十三年(1704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四十四年(1705年)奉旨纂辑《佩文斋书画谱》,担任总裁;五十年(1711年)主持绘制《万寿盛典图》为康熙帝祝寿;五十一年(1712年)升户部左侍郎,累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成了一名地位显赫的文学侍从大臣。画名大噪,从学者遍及朝野。

        王原祁为王派山水的小字辈,后来居上。他得益于乃祖王时敏的亲授从而间接吸收营养于董其昌的艺术和思想,无疑具有功力派和灵性派两类画人的资质。在此图册的第4开上,王原祁钤盖“西庐后人”白文印,以表明自己的身份。

        王原祁在吸收南宗诸大师的画艺,特别是黄公望的长处上更见功力。其画以笔墨论,处处见笔、处处有形、处处得意、处处显情,而又浑然一片,气脉贯连。他在淡墨积笔上有独到的把握,淡墨入画虽易见活气但极难苍厚,层层覆笔又易失之于浊,王原祁以淡墨作山石,或勾线以立形,或横笔以辅面,干笔皴擦,湿笔堆点,层层见笔,层层浑合,苍古厚润兼之以“毛”、“涩”,相交生发而神采愈显。此图册的第10开王原祁钤盖“苍润”朱文葫芦印,显示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实际上,王原祁的这枚“苍润”闲章,刻了多方,不同的型制,于30余岁就已使用,沿用一生,充分体现出王原祁的绘画美学趣味,而其绘画本色也与“苍润”之实质十分符合。

        王原祁于1713年在题呈他八叔王誰(1645~1728年)的一幅画时对南宗正脉传统做了一次颇为详尽的画家总论:“画家自晋唐以来,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发其蕴。至宋有董巨,规矩准绳大备矣。沿习既久,传其遗法,而各见其能;发其新思,而各创其格。如南宋之刘李马夏,非不惊心眩目,有刻画精巧处,与董巨、老米元气磅礴,则大小不觉径庭矣。元季赵吴兴发藻丽于浑厚之中,高房山亦变化于笔墨之表,与董巨、米家精神,为一家眷属。以后王、黄、倪、吴,阐发其旨,各有言外意。吴兴、房山之学,方见祖述不虚,董巨二米之传,益信渊源有自矣。”③王原祁的绘画传统也不外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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